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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《踏血寻梅》导演翁子光执导，刘青云、谷祖琳、苏文涛、熊诺颐主演的新作《爸爸》入围了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目前也已定档12月5日在香港地区上映，并发布首支预告片。
©2024 TIFF
该片改编自哄动一时的荃湾享和街弑母杀妹案，失去了家人的阮永年如常回到茶餐厅开店，让自己感觉一切依旧⋯⋯当血缘的摰亲夺走了生命的挚爱，永年既无法憎恨生者，更无法忘记逝者，唯有回忆与幻想相濡以沫，在迷茫的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感，纵与儿子一窗之隔，阮永年比以往更努力活得像一个爸爸。父与子，这段窒息的关系会否迎来长夜尽头，成为彼此活着的救赎？
导筒本次在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现场带来翁子光、苏文涛主创专访，一同走进这部话题之作的精彩幕后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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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筒： 电影《爸爸》改编自真实事件“香港荃湾享和街弑亲案”。您曾表示在取材的过程中受到过很多复杂情感的触动，三言两语难以讲清的情感。诸般情感或情绪，或者说人物身上的某一部分，有哪一部分是您最想要表达的。
翁：我先不说我最想表达的，我从开始慢慢说。你问我人与人的感情，苏文涛也讲过，有时候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很有趣的，在长大的过程中，你跟爸爸似乎有一点竞争关系。你是男人，我也是男人，在家中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竞争心态。很多时候父子就会觉得，我一定是对的，而你是错的。我觉得父子之间很多时候会存在这种类似ego或是自尊心的东西。这是一种很难表达的情绪，因为它不是仇恨，对方并不是你的仇人，不是你的竞争者。你既不是要赢他，也不是要他输掉，但同时你又不想输给他，很微妙。我觉得这种父子的关系或者是说家庭关系，是很有意思的。
但是我必须要说，很多人会认为这部电影我们要讲的是杀人的动机的问题，然而对于这个叫作思觉失调症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病症，杀人可以是完全没有动机的，杀人完全是病理性的发作。杀人的时候他会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可以是完全没有由来的。当然，声音会跟患者的生活场景有关，比如（原型案件）可能跟环保有关，可能跟时代的某一些事情有关的。比如说量子力学，新世界的思维，他们很多会往这方面去想。有一些还可能跟游戏世界有关系。但是这些都是朦朦胧胧的，它并不是习得的，而是没有清晰条理的，突如其来。所以都不是杀人动机，是无关的。
原来有人说这部电影搞不好要叫“父子”之类的，但我强调的是，这部电影绝对是爸爸的视角，从他的角度出发去看。爸爸的视角才会有这样的思维：儿子是不是跟我有竞争？儿子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生过我的气？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给过他错误的引导？
导筒：爸爸会去想到底是不是有原因的。
翁：对！但所有的都不是！如果没有发生杀人事件的话，他不会去这样整理跟儿子的关系。所以我用了这个假命题，杀人，这之后让爸爸重新整理他跟儿子的关系。整理的必要在于，他想寻找事情的真相才需要整理，一般的爸爸可以不整理的。是的，只要儿子健康成长，爸爸不需要整理和儿子的关系。因为他的儿子杀了人，他才需要去找一个真相。但是他发现，他找不到。他整理好跟儿子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中所有细小的脉络，但是都跟杀人没关系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，就是无常。你会发现有的东西，其实是无常。我们中国人，有一个中文词汇来美化无常，缘分 。两个人走到一起要不要爱，要不要结婚，要不要跟对方生孩子，到底什么关系，其实都是无常。“无常”中的“常”是总会突然碰巧发生。我们会把一些事情讲得仿佛有必然性，但它其实并没有必然性，它只是从无常中而来。杀人，建立关系，感情的突然美好或者突然崩坏，全都从无常之中来。所以《爸爸》之中我很喜欢的部分是——因为我已经拍了几部关于案件的电影，我自己导演的也两部了——我很喜欢用一些所谓的案件，但是案件实际上是假命题。人类在极端的情感、极端的事情发生之后，会重新整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，尤其是人与人的关系，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，他和自己的关系。对我来说，我就只是在做这种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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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筒：在无常的变故发生之后，父亲和儿子都在各自的环境里开始了所谓的新生活。儿子遇到了仿佛父亲的金叔，父亲遇到了冬菇头男孩觉得他好像是儿子。他们像在重新学习做父亲、做儿子，正如您说的“整理”。而有一处情节似乎可以呼应，女儿厚恩抱回来一只小猫，父母同意她养之后，她立刻自称是猫的妈妈，而妈妈金燕笑道那它该怎么叫我。请问您如何看待女性对情感关系的认知？以上对比是否说明女性更直接，会直接接受而并不需要学习的过程？
翁：你说得对。一般小孩，尤其是女孩，比如捡一只猫咪回来，甚至只是买了一个玩具、一个小小的娃娃，就会说，“我是它的妈妈了”。但孩子不会买回一件东西后自称“我就是它的爸爸”。谁小时候会对买来的玩具说“我是它的爸爸”？对吧？不会的！养只小猫咪说“我就是它爸爸”？不会的，真的不会的。我觉得这是有关性别的一个很特殊东西。其实你说得很对，我觉得这是借拍《爸爸》最开心的事。我自认为在以往所有的电影中，拍女性比拍男性要好一些，比如春夏的角色。我拍女性的角色更强一点，因为我认为女性的领悟能力比男性强很多。男性需要通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才能理解一件事，需要“触类旁通”，需要很多逻辑。但是女性可能会：“哦，我来了，我就成为某种身份。”儿子厚明认识金叔后，不单只是学习。他不单只觉得这个是我爸爸，所以学习怎样做儿子，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变成这个人，那会不会是将来的自己。
而刘青云演的爸爸，他看到冬菇头男孩的时候会想，我有没有可能向他学习一点什么？他后来的确学习了男孩用数数字的方法控制情绪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父子两人在不同的年龄里面都在向他人学习，这或许是男性学习的本能的一种东西，男性理解道理需要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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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筒：到什么年龄都仍在成长。
翁：啊你说得很对，但不到那个程度，我不喜欢金句，但是的确是“男人永远在成长的路上”。厚明看到金叔的样子，在给爸爸的信中就这样讲，“我很害怕有一天会变成他”。有一场金叔的戏，拍好剪掉了，我觉得很可惜。金叔失去自由已经三四十年了，他被释放即将可以一脚踏出去的时候，却踏不出去，他怎么样都无法离开。在那道边界线上，站着，半天出不去。厚明就在那里看着，在想我会不会有一天就像他那样。但是这场戏剪掉了。这场戏其实写的就是你刚才说的，男人从来都是通过触景学习，或者说从错误中学习。爸爸也一样，他是向男孩学习的数数字，当时并不是故意找茬的。还有叫call girl那场戏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骗他？从对方开始说要拿钱下楼交给某个人，就肯定知道了。他理性知道，但是他就是总会被骗。因为男人从来都是在错误中学习，甚至说他是故意投进陷阱里面，再爬起来。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关于男性的这种学习，讲得很对。
导筒：当然我认为这部电影中女性也并不单薄，因为女儿对小猫的态度也有变化，这个我们等观众去看，她也不是简单地成为母职。说到金叔，电影中有金叔向天望飞鸟的镜头。这部电影中有很多这类动物的画面，似乎比您以往的作品里面多一些，比如有鸡、鱼，主角小猫三花，还有甲虫、牛。这些动物是刻意设计的吗？是否在呼应儿子厚明的所谓世界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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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：你说得太对了。本来我最早的剧本中，爸爸最后在厨房的窗前望出去，透过对面窗的窗格，他看到一只狮子。我连狮子的特效都已经建好模了，但后来我决定不要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大了，而且它过于明确地指向精神疾病，我不想妖魔化精神疾病。我不要用这种东西，我不是神，我没资格给到象征意义的实物来代表它。所以我后来把这个狮子拿走。但我确实很喜欢动物的那种气势，气势就是所谓的……人类如果不会讲话，不就是动物吗？如果我们不会使用某种公认的交流工具也就是语言来进行沟通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是动物。动物的感情是很单纯的。比如我常常用猫举例子，我养猫，喜欢观察猫。它们的动机或者说要求，都是非常坚定的。“我现在想吃饭”，猫会用所有的方法让你——不是语言哦！而是用所有其他的方法，让你知道它饿了，“我一定要吃到这个饭”。它想出门，那就会在门口徘徊，看你回来它会跳过去就踩你。猫会有很坚定的意思表达，让你能明白它要做某件事。其实这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只是这种表达是从动机、需求出发，从欲望出发。人也一样。人建立家庭，或者从爱情开始，也是从欲望及其相关的点出发。你想看到某种愿景，想要拥有什么，那么就去建立感情，去踏出第一步。所以动物的这种本能，对我有很深的启发，我很喜欢的，基本上我的每一部电影都写一个动物。我之前写的鲁荣渔的剧本，里面最后的镜头就是，一只企鹅。这只企鹅从不知何方游来。南方水域，企鹅上岸，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人。对视，完。我一直都很喜欢用动物作为结尾。
而我们这部电影的狮子……苏文涛看过剧本的，最后确实有狮子。但我后来把狮子去掉了，没有用CG去完成它。但是如果场景里原本就出现了某个动物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保留。你说到的飞鸟，金叔那个镜头很短，他抬头看鸟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爸爸最后跟儿子的那段戏，那个拐杖，他一下就发现儿子的眼神不对，他们父子都进步了。儿子刚一看拐杖，爸爸就说我不是，我不是……
导筒：不是腿不好，只是去看鸟，我身体好得很。
翁：对！我只是去看鸟。看鸟的镜头我是做了这个呼应，爸爸可以自由地去看鸟。我会用很多这类东西作为密码，放到电影之中。再比如杜笃之帮我去做声音的时候，他突然看见场景中的沙发。他说，沙发不应该是猫后来抓坏的，而是案发当天就……我会埋起很多细节，很多呼应的东西。那么动物作为一种元素，或许加入动物也不是抱着特别刻意的动机。但是我的确，会喜欢加入动物，比如《正义回廊》最后的蜘蛛也是我的想法，是我提出的。蜘蛛包围凶手，那个设计也是我的想法。所以我对动物可能确实有某一种想法在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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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筒：不过您最后还是把《爸爸》中的狮子这种过于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删掉了。但是电影依然保留了几处相对超现实的点，就是爸爸会看到女儿的幻象。妻子仅出现在他的记忆里，女儿厚恩却时常会出现在他的身边，厚恩是唯一的幻觉。这处设计的意思是父亲对女儿有特殊的情感连接吗？
翁：其实我有给到刘青云一句对白，但我有时候觉得他演出来就不再需要那句对白。大家看完电影就会回想我现在说的，他原剧本讲过的一句对白。他内心认为小孩不会像老婆那样，对自己会有那种舍不得。他觉得女儿和老婆对自己的情感不一样。他想象中的老婆，是会舍不得他的，所以相应的他不忍心把老婆留在身边，反而是把女儿留在身边。他有过这句对白，跟其他人讲为什么幻象是女儿，而不是幻想老婆仍在：因为我知道老婆肯定舍不得我，女儿呢，她要走的时候肯定还是会走，因为她是个孩子。他会有这种想法。但是我到后来也是选择不要那句对白，不用讲那么直白。女儿抱着爸爸的时候，其实我当时很犹豫，因为女儿是幻象而不是实体，不应该有太多的情感的参与。但到最后女儿流眼泪了，女儿抱着爸爸的时候观众可以看到，她是大哭出来的。我时常会觉得，我宁可要演员的感情，感情可贵。我本来就想过，孩子是虚的幻象，那么又怎么知道是不是需要流眼泪？爸爸认为她不会不舍得自己，她真的就不会了吗？那万一她真的不舍得了呢？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交给演员吧。可能演员演出来之后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你有这样的感受。你给了，那我就要了，我就接住了，很多时候我都这样。我觉得演员肯定是比导演更接近人物，有时候他们会给我答案。
导筒：厚明也是这样。您在镜头上给了儿子厚明很多大特写，直接表现人物心理。但特写对表演的要求也很高，请为苏文涛作为电影新人，在表演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，有什么经验或者感触？
苏：面对镜头我不会故意做一些表情，我的情绪会带动我的表情出来。在我的理解之中，厚明的想法其实是很小朋友的，他是个小孩。一直都是爸爸在照顾他，而他一直都是小朋友，长不大。在我的想象里面，这个精神疾病是一直有的。我不是突然病了，而是早就病了。作为一个病人，我不断在看周围的世界，有很多东西不断进入脑海，不断积累。只不过是刚好有一个契机，触发了某种开关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就去杀人。所以表情不是我演出来的，是理解之后，再到某一种情绪的时候，我就也会感受到，会自动地带入进去。
导筒：理解人物、进入人物，从人物本身出发，而不刻意表演。你演得非常得好。
苏：谢谢。
翁：每个新人来了，我不可能知道哪一个特别会演的，我只能觉得某一个人特别会吸收我讲的东西。苏文涛就是那种，很空白，很放空，他很擅长接收东西。还有我选的演员，眼睛都是很亲切的，你看他，这眼睛很亲切的。比方说郭富城啊，比方说梁朝伟，比方说刘青云，比方说春夏，他们眼睛都很亲切的。当年我选白只（《踏血寻梅》中凶手的演员）的时候也是，白只不像一个会杀人的人，苏文涛也不像一个会杀人的人。所以电影要做到的完成度，就是让观众看完电影的时候，面对原本亲切的演员却想：“啊！我相信，这个人会杀人。”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你开始相信，他有做到杀人这个事情。他在电影里面表现的力量、精神的境况，会让观众觉得，“诶，你……”明明第一眼看他不像会杀人，你看苏文涛现在是这样子的，不会杀人的。但是到了画面里，到了电影的不同场景中，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可能会杀人。这就是一个对比。如果没有做到把这个对比拉开，那可能电影很多方面都会做不到有力量。
导筒：原型的案件发生在2010年，电影《爸爸》自2012年开始做调查和创作等筹备工作。《踏血寻梅》在后来的2014年拍摄，次年上映。相当于《爸爸》的剧本跨越了很长时间，那么请问现在电影的呈现跟您最初的想法有什么核心上的不同？或者说这些年您的感触和经历，有没有带给作品一些新的东西。
翁：没有改变太多。在最早写完这个剧本之后，我就一直放着没有大改了。我不定期就打开来再看一次，有很多次我一打开这个剧本就从头看到尾，经常花一个晚上完完整整看一次。然后我可能会再发给我的同事，比如跟我后期老师讲，这真是一个好剧本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拍就好了。其实这个剧本的创作前提是，我本来是帮一个香港的大导演写的。当年他看完《踏血寻梅》的剧本之后，就让我帮他写案件相关的剧本，他选了这个荃湾弑亲案送来。我一看就说，哎呀，我刚刚才写完《踏血寻梅》啊，你又让我写这个，太沉重了。但是他说，我是看到你《踏血寻梅》的剧本才来找你，当然是因为知道你有这方面的能力，你又没有写过别的给我看过。后来我就帮他写了。所以《爸爸》原本是帮另外一个导演写的。结果写完之后，我对这个剧本产生了感情。后来我就对他说，能不能让我拍啊。要不你拍，你赶紧拍，你拍了，那我死心。你不拍，你等着，我就每一个月都给你发信息，我求求你，给我拍这个。过了几年之后，我就自己买回来。无论我成为什么级别的导演，都会回来拍出这部电影的，结果我也做到了。我也不是什么高级别，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个小的文艺片。但是《爸爸》就是我最想拍的项目。
导筒：谈到文艺片，在香港拍摄文艺片筹集资金有什么困难？我们知道《踏血寻梅》是有过一些波折的。
翁：《踏血寻梅》的时候的难，是因为我当时也不是一个有履历有成绩的人。但是后来相对比较容易，因为我已经相对被认识。当然投资我的电影都知道，我的电影不是特别卖钱的。我监制的《正义回廊》票房不错，但当导演拍的电影都不是特别赚钱的，我并没有拍摄赚钱的电影的履历。因为我的电影很多时候都是那种，像我们聊的，懂的人、看得进去的人，才看得出在发生什么事情。就是它有门槛。有人会看不出你到底在表达什么，或者因此不喜欢、不认可。文艺片没有限制，有时候可以拉得挺远的，在这个层面上它注定不会是很商业的东西。所以我的电影找投资一向都不容易。但是我现在有一定的基础，我觉得这个地球上面始终会有相信你的人。我已经在地球上建立了大家对我的信誉，所以我还是有很大的意志力去冲破资金的难关。我自己也会做一些其他的工作，一直在做不同的电影，有一些可能也相对比较类型化的。因为我有工作能力，或者说有在业内的信誉，所以我会有能力去做到一些东西。我也可能拍广告也好，拍其他什么东西也好，去补贴我自己的那个项目。而且如果我拍香港本土的文艺片，需要的成本也比大陆项目的成本要低一些。
导筒：是否方便透露一下接下来的项目。
翁：我自己是有想做的，《桂花飘乡》，原型是河南的李桂英的那个项目。那个我很想拍，那个是真的很想拍。还有很想拍一部电影献给我几年前去世的奶奶，她很喜欢买六合彩。我想拍一个老人的故事，可能会很轻松、很温情的故事，但可能跟生死也有关系。我喜欢家庭的题目，想拍家庭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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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 / 撰文：赵唯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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