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炒股能加多少杠杆 最后一批“80后”,正在挣扎上岸

发布日期:2024-07-04 03:04    点击次数:1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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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作者 | 李禾

◎编辑 | 雪梨王

超过35周岁1天时间,意味着于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报名资格——他所在的省发布的公务员招考公告里,将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“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,而于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。他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希望通融,得到的答复是,“差一天,一分钟都不行”。

上岸无望。于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,狠狠扔到河里,“不让我上岸,你也别想上岸。”佛珠是他花了500元从寺院求来的,说是让大师开过光。彼时他刚打算考公,希望佛珠能给他带来好运。但这串珠子似乎没能加持他的命运,尤其在考公这件事上。

进入2024年,意味着包括于超在内的“80末”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龄死线上。

一般来说,国内考公对本科学历年龄要求普遍是35周岁以下。这个年龄线依据,来自于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事部制定的《公务员录用规定》。这不仅成为日后35周岁报考上限规定的依据,也成为民企招聘市场中默认的年龄红线。

然而外部世界的变化,让公务员考试这一曾经被相当一部分“80后”视作鸡肋的考试变得炙手可热——互联网大厂裁掉35岁以上员工的消息频频传出,社交媒体上挤满了再就业的离职博主。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尽数瓦解,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,拥有一个编制、一个铁饭碗似乎成了更为稳妥的选择。有人因此感叹,以前的故事从“下海”开始,现在的故事到“上岸”结束。

而对最后一批“80后”来说,当他们意识到该上岸的时候,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岸的诱惑

想要上岸的时候,于超还是名律师。他本硕都读的法律,学生时代就通过了司法考试。25岁研究生毕业时,也有同学考公。但对于超来说,公务员在彼时并不是很有吸引力,它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看得到尽头的未来,这些显然不是他当时想要的。“我那时候想挣钱。和律师比,公务员虽然稳定,但收入一般。”

27岁那年,于超成了执业律师。

几年律师做下来,他的案源并不稳定,平均每年挣5万元已经是上限。最惨的时候,全年收入只有1.5万元,甚至没达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。同时他还陷入了一个怪圈,“每天各种应酬,到处推销自己。”

30岁那年有了孩子后,生活压力更大了,渐入中年的于超开始意识到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多重要,看到有同行辞职考公,他也动了这个念头。

他注意到,律师考公的,大多进了公检法单位。他们除了有稳定的基本工资外,还不乏各种津贴、年终奖、节日福利等。一个岸上的朋友告诉于超,他们在食堂吃饭,每餐只要1块钱。平时即便请假,对薪资也没什么影响。

而这种稳定,对整日为案源焦虑的于超来说,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。这更坚定了他考公的决心。

一千个大龄考公者,会找出一千个考公理由。而当何国权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时,他似乎也不用解释太多理由了。“一个过了35周岁还没上岸的山东人,能有什么未来?”坐在我对面的何国权,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“泰山宏图”香烟,烟雾打着转从鼻孔里钻了出来。

何国权是独生子,父母常年做小生意,家里经济条件过得去。因为整个家族没人从政,在何国权很小的时候,爸爸就给他“洗脑”,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:“士农工商,做官才最厉害。”但何国权对当官没兴趣,他觉得做生意挣钱最实在。

当年在山东某大学读书时,他学了经济学,2010年本科毕业时,在父亲命令下,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。失败后,就跟着父亲做生意。何国权是做生意的好手,他对成本和利润天生敏感,嘴巴也甜。他的父亲承认,自从儿子在家帮忙后,家里每年能多挣几十万。

但何国权的生意做得再好,也不能成为父亲骄傲的资本。后者不断提醒儿子再去考公,并时常念叨着,要真考上了,会对家里生意有什么帮助,自己跟朋友们说起来脸上也有面子。

父亲念叨了好几年,也没能打动何国权。他对考公还是没兴趣,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,就是打游戏,中途倒是谈了个恋爱,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见家长时,女方父亲劝他,“你上了个大学,就应该去考公。”何国权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。对方当面没说什么,私下却跟女儿说,“小何这人,没啥大出息。你是老师,在编的,他配不上你。”

后来两人分手后,何国权的父亲也借此再次鼓动儿子考公,“人家就是因为你不是公务员,才看不起你。”父子俩为此吵了起来,当儿子的说,不考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当父亲的则不断重复,“我是为你好。”

生意做到33岁那年,何国权突然没了兴趣,他“觉得没什么尊严”。所谓的尊严,来自几次同学聚会。

几个毕业后进了体制的同学当了领导,哥儿几个聚会时,体制外的同学给他们敬酒,总是低头哈腰,一口一个“领导”“主任”叫着,气氛尴尬又局促。何国权说,实际上,那几个体制外的同学都挺有钱,但在体制内的人面前,不由自主地卑微起来。起初何国权看不上这种“卑微”,参加了几次饭局后,他对权力迷恋起来。

他突然意识到,金钱在权力面前,一文不值,并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头。当时是2020年,何国权33岁。

大龄考生

按照35岁的年龄上限推算,当时的何国权理论上还有上岸机会。

当年11月,他老家公务员局发布2021年度招录公务员时,对专科、本科年龄要求是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(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间出生)。何国权是1987年11月出生。但他报考的那个区级单位,只招录1个人,意味着需要走“独木桥”上岸。

备考的日子漫长又难熬。300多页的申论教材,与400多页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,何国权通常看不到10页就开始打瞌睡。醒来后,发现之前看的几页,几乎忘光了。为了不让自己犯困,他试过各种浓茶、咖啡,但都无济于事,他无法保持专注。

他也到考公培训机构考察过。刚一进去,工作人员就满脸堆笑地走过来,“叔,是咱家孩子要考编吗?”何国权尴尬地笑了笑,悻悻离开。从那之后,他再未考虑过上培训班。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报道中也提到过一个类似细节:在某考公线下冲刺班里,一个大龄考公者和一名“95后”学员同桌。后者做判断推理题的速度很快,写完后对前者说,“阿姨,你不适合考试了,你看我早算完了,你这么长时间还没算完。”

何国权似乎也不适合考试了。2020年12月中旬参加完笔试,他的成绩只有40分(满分100分)。当年,该地笔试合格分数线为50分,他连面试资格都没拿到。

考公这条路上,屡战屡败的大有人在。何国权决定再战。

2021年11月,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2年招录公务员公告,何国权没有超龄,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。笔试仍然没过线。2023年,再考,还是没过。

连续三次考公失败,何国权的父亲不耐烦了,“你是不是彪(傻)呀?”一次喝多后,他对儿子说。何国权没有反驳。这次失败,意味着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

2023年11月,当地发布2024年度录用公务员公告,何国权年龄上属于压线。

这次他的笔试过了,进入到面试流程。凭借自己生意场上的能说会道,何国权本以为面试会顺利通过。结果考官三个问题一出,他脑子里一片空白,完全不记得自己在说什么。当时是4月,从考场出来,他的后背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。最终,综合成绩未达到录取标准。

于是,在35周岁前,何国权失去了最后一次考公机会。

“35岁,就是一个废人了。”何国权彻底被击倒了。那段时间,他几乎每晚泡在网吧通宵打游戏,白天窝在家里睡觉,既不出去找工作,也不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,甚至连头发和胡子也懒得打理,衣服半个月换一次,身上飘着汗水和头油混杂在一起的味道。

扔了佛珠的于超,在未超龄前,也是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的。

2023年1月下旬,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3年度公务员招录公告,于超符合条件。在完成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缴费等程序后,他报了某区的纪委监委。

报名成功后,于超在家自学——得益于法律专业的学习,对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,他学起来很是得心应手。2023年3月下旬成绩出来,他超了当地笔试最低控制分数线几十分,顺利进入面试。

“我当时根本不担心面试。”做了多年律师的于超,对自己的口才和应变能力非常满意,在他看来,面试无非是走个流程。2023年4月,他穿着笔挺的西装,戴着佛珠去参加面试。

面试过程只有十几分钟——做完自我介绍,考官问了他三个问题。一是分析热点事件,二是如何处置突发事件,还有个与法学相关。面试成绩满分100分,合格线为60分。

最终,于超面试拿到了70多分,但在当天所有面试人员中,处于中下水平。他一下子蒙了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腻腻的佛珠,突然问:“面试当天也戴着?”于超回答“是”。妻子摇摇头:“你都考公了,怎么还戴佛珠?”于超辩解说那只是个装饰。妻子则一口咬定,一定是佛珠,让面试官有了什么误解。

再后来,有人问起于超考公失利的原因,他也就怪到佛珠上。他想着,自己才34岁,还有一次机会,可以来年再战。直到今年2月,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。

“差一个月,人生完全不同”

武俊杰也输给了年龄,尽管他选择了难度相对较小的上岸途径——考编。不同于公务员考试,考编指的是参加事业编制考试,考上以后取得事业编制,如教师、医生等。

和于超们一样,武俊杰也没打算在毕业之初就捧一份铁饭碗。2010年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后,他先是到了当地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上班。彼时教培还是朝阳产业。当年,全年共有34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主要的交易所进行IPO上市,其中教培领域公司就占了4个席位,成为五大上市行业的主力军。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称,“2010年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已达7800亿元”。

刚入职时,于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,最高的时候,拿过3万多。

一切来得猝不及防。疫情之初,他所在的机构尚能勉强维系,但最终还是没能撑下去。2020年,武俊杰回了安徽。但在老家那个小县城里,工作并不好找,有朋友建议他,不如考事业单位。武俊杰对考编考公了解不多,仅有的常识让他觉得,考编至少比考公容易,反正都是铁饭碗。

武俊杰出生在1988年2月,在他打算考编的2020年,显然在年龄线之内。

于是他报了当地某单位的“财政全供”专业技术岗,该岗位招两个人。

笔试是在当年7月下旬进行的,考试科目有《综合知识》和《申论》两科。两个科目满分分别是100分。考试成绩下来后,武俊杰离笔试分数合格线差了一点,第一次考编失败。

武俊杰想放弃,但老家留给他的工作机会太少了。他曾经工作过的教培行业,在2021年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顿,2021年12月,教育部培训监管司给出的数据是,“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.8%,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84.1%”。

这意味着,想要回到从前的赛道,也变得愈发艰难。他只能继续备战考编。

2021年,该县招事业单位人员时的年龄要求和上一年一样。彼时33岁的武俊杰仍然没有超龄,但拿到笔试科目一看,他傻眼了——由于第一次考的是《综合知识》和《申论》,他在之后的备考中,也一直恶补这两门。但到了2021年,笔试科目换成了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和《综合应用能力》,武俊杰只能仓促学习。

武俊杰记得,那年一共招101个人,“35周岁以下好像只要15个,其余全是30周岁以下,有的甚至要求25周岁以下。”而在为数不多的“35周岁以下”的岗位中,还有几个是面向特殊经历人员的“定向招聘”。

比照了年龄和专业等要求后,他发现只有某执法大队和殡仪馆适合自己。即便如此,这两个单位也分别只招一人,武俊杰选择了执法大队。笔试成绩一出,又失败了。

考编人员的模拟题

武俊杰还是得考,考编几乎成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2022年6月,当地再次招事业单位人员时,彼时34岁的武俊杰在招聘公告中发现了一个细节,“之前对年龄问题,县里会特别强调30周岁以下,和35周岁以下。2022年时,只提了30周岁以下,完全没提35周岁。”

他赶紧打开当年的岗位计划表,认真数了下,发现当年该县80多个岗位共招104人,只有11个岗位要35周岁以下的。让武俊杰难以接受的是,这11个岗位的专业要求,他一个都不符合。相当于,这一年的武俊杰,尽管有年龄优势,但因专业不对口失去了报名资格。

那次之后,武俊杰知道自己在考编市场中,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。

于是他开了家小超市,闲来无事,还是会时刻关注考编信息——2023年,他发现,县里在招聘事业单位人员时,大多数要求为30周岁以下“1992年4月1日(含)以后出生”,另外一小部分25周岁以下。对35周岁以下的只有两个“定向招聘”岗位。

看着这份公告,他越想越气,到最后,直接抓起电话打给有关部门,表示希望将大部分岗位年龄放宽到35岁。有关部门的回复客气又官方,只说是根据要求,合理设置的岗位,但也表示,会根据历年招聘情况进行优化。

实际上,“35岁”门槛被诟病已久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正国此前提出,“设定‘35岁门槛’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,更涉嫌违反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,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。”

2024年3月,武俊杰发现,自己所在的县打算招聘的70多个事业单位人员中,35周岁以下年龄岗位,占到了30多人。他有些惊喜,但这一年,他已经超龄了——这份公告上,“35周岁以下”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。武俊杰出生于1988年2月。

“对大龄青年来说,差一个月,人生就完全不同。”武俊杰说,在决定考编之前,他从来没有过年龄焦虑,朋友们一起吃饭,他总是最小的那个。而这些年,都开始有人管他叫“叔”了,“想不到最终让我觉得自卑的,是我的年龄,真是悲凉。”

岸上危机

当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考公赛道时,这条赛道的厮杀也变得愈发残酷。

比较一下这些年的数据,2022年的国考,计划招录3.12万人,报名过审人数突破200万,最终有142.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,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:1。2023年的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达到259.7万,达到近些年审核通过人数最多的一年,招录比达到70:1。到了2024年,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人,招录人数为39561,今年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7:1。

而在大龄考公人群中,如果能够压线上岸,毫无疑问是被无数人艳羡的幸运儿。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——由于已然上岸,她在接受采访时尤其慎重,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个人信息,包括她所在的省份。

34岁那年,周燕燕决定考公。年龄意味着她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机会,而她抓住了。

实际上,做这个决定前,她是有些冒险的。因为各地招录公务员,对年龄的限制,都会卡在发布公告日期,比如,该地2021年对“35周岁以下”卡在1985年1月后出生,2022年对“35周岁以下”卡在1986年2月后出生。而出生于1987年1月的周燕燕,如果2023年报考时卡在1月份,她还有机会;但如果卡在2月,就没机会了。

“输了,就当学习了。”周燕燕决定赌一把。

备考半年后,2023年1月份,该省公务员局发布考试公告,周燕燕的年龄刚好压线,她赌赢了。接下来是笔试、面试,再进入到体检考查环节时,周燕燕知道,上岸稳了。

她到此前工作的报社辞职,领导和同事吓了一跳。有报社领导表示完恭喜,赶紧说,“以后当领导了,记得咱报社是你娘家。”周燕燕的家人脸上似乎也有了光,不止一次,丈夫回家后告诉她,“我们领导托我说,想请你吃饭。”周燕燕一概拒绝了,“你们这些男人,我这个年纪好不容易上岸,不要想着把我拉下水。”

2023年7月入职后,周燕燕先是进行了初任培训,并分到相关岗位去实习。实习期为一年,其间有工资和社保。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的话,才能任职定级,如果不合格,则要被取消录用。眼下周燕燕正在实习期,和她一同实习的,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。

她一刻不敢放松,“我能在这个年龄考公上岸,非常不容易。年轻人不想干的我干,年轻人干不好的我干,他们下班吃火锅、看电影,我在学公文写作。”相比之前在报社的工作,周燕燕觉得无比疲惫,但她清楚,既然自己年龄上没有优势,就要赢在工作态度上。

“就算上岸了,也照样有35岁焦虑。”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机感。他在29岁那年考公上岸,在镇上的综治办工作。

周喆上班的乡镇离家50多公里,如果不值班、没有突发状况的话,他一般会在周末回家。他所在的综治办,用官方说法,是主要负责维稳、信访、平安建设、防范与处理邪教、社会治理等。具体到实际工作中,就是解决发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种矛盾,细碎又繁琐。

“经常被一群人围着,各说各的,谁也不听,脑仁疼。”前几年周喆还敢大声训斥群众,智能手机普及后,他只要大声说话,立马有人举着手机拍他。每到这时周喆就异常紧张,“怕他们发社交媒体,毕竟舆情压倒一切。”他觉得自己足够小心谨慎且和善了,但还是经常被投诉。上面查了一圈,发现没有实际问题,又都不了了之。

最让周喆难以接受的是,从前在企业时,他可以兼顾家里。自从做了乡镇公务员,基本与家庭割裂了。夫妻俩起初还会为此吵架,现在发展到基本不联系,只是保持着一份有名无实的婚姻。

周喆想过离开乡镇,到市里工作,可这太难了。

按照组织部门要求,像他这种乡镇公务员,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,并且要签订书面服务协议,这5年不能辞职。想要离开,只有辞退和被开除两种。后果就是,如果被辞退,五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;开除的话,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。

2021年,周喆5年服务期满。他已经适应了公务员工作,不想离开这个队伍。

而如果想要离开乡镇,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务员遴选。所谓公务员遴选,简言之,就是上级机关直接向下级基层机关选人。其中很大的一个特点,就是可越级遴选,这是很多基层公务员晋升的黄金通道。具备遴选资格的人,除了已经是公务员外,一般也要求35周岁以下,甚至有些岗位要求在30周岁以下。

2022年2月,该省公务员局发布当年省直机关遴选公告后,周喆赶紧报了名。当时,省里对年龄规定是“35周岁以下(1986年2月以后出生)”。周喆生于1987年4月。

他报考了一个省直部门。有同事鼓励他好好考,并和他开玩笑,“考到省里了,以后多照顾老同事”。公务员遴选也分笔试和面试,笔试满分100分。周喆没能通过笔试,回到单位,当时鼓励他的同事说起了风凉话,“好好待在乡镇干,就别想高攀了。”

2023年,在35岁“大限将至”前,周喆又考了一次,仍然没有考过。

“如果不辞职,我大概是要在乡里干到退休了。能混到正科,就已经是烧高香。”周喆遴选彻底失败后,妻子基本不和他说话,偶尔吵起来,就抱怨他遴选时不找关系,走门路。

周喆无言以对,他还会时不时关注各地遴选信息。他发现,网络平台上经常有基层公务员抱怨遴选年龄的问题,并建议将遴选年龄拓宽到40周岁。而在四川、贵州等一些地方,已经将遴选年龄改到了40周岁。

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,就是在五年之内,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这样的调整。

接受完采访不久,颓废消沉了一段时间的何国权突然主动联系我,说他打算考研了,但最终目的仍然是考公。

之所以有这个想法,是从2023年开始,大部分省份已明确将硕士、博士应届生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,新疆更是将县(市、区)及以下机关职位的应届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45岁。不过,这种放宽,基本只针对应届硕士和博士生。

何国权算了一下,自己如果考研成功,研究生毕业不到40岁,还能以应届硕士身份去考公,“希望别到时候把研究生学历也卡到35周岁,毕竟现在满大街都是研究生了。”

于超则放弃了上岸打算,继续做回了律师的老本行,只是每每提起考公,还会对那串佛珠耿耿于怀。偶尔他也会想到那句经典的佛教用语,“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”。

(为保护隐私炒股能加多少杠杆,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)